隨著日本殖民台灣的時間由1895年逐漸拉長至1930年代，日本帝國勢力逐漸擴張至中國東北與東南亞，台灣社會面對的問題，是在帝國供應鏈中由農業台灣逐漸轉向工業台灣。台灣人民感受到的生活困境，由農地被強制徵收，自由農民身份被剝奪，轉為更多殖民現代化事物深入日常生活，一步步動搖，甚至崩解原本的傳統生活型態。
〈牛車〉以經營牛車運輸維生的楊添丁為主角，敘述由於現代化機具進入農村，電動碾米機取代了水車、公車取代了轎子，使其無法自力更生，逐漸被擠壓到市區邊緣生活，妻子也迫於生計，一面在工廠做工，一面至鎮上賣淫。他也曾想過改變，但他連租田當佃農的本錢都沒有，只能進入路途更崎嶇的深山搬運山芋，卻又不慎違反牛車駕駛規則遭受罰款。繳不出罰款的楊添丁，在賣淫歸來充滿委屈的妻子羞辱下，憤而鋌而走險，終因偷鵝遭到逮捕。
這一台〈牛車〉於1935年1月以日文發表於日本《文學評論》雜誌，使呂赫若成為日本文壇矚目的新秀，被譽為「文學天才」，後與楊逵〈送報伕〉、楊華〈薄命〉一同被胡風翻譯，編入《朝鮮台灣短篇小說集——山靈》，進入中國左翼文壇。
而朱點人的〈秋信〉寫於總督府於1935年大肆舉辦「始政40週年博覽會」後，小說塑造了一個自1895年後就搬離台北，卜居在K庄的斗文先生，1935年受朋友、警察、孫兒之邀，搭著現代化的火車，前往睽違40年的台北參觀博覽會。然而，從搭上火車開始，他的衣著、掩耳塞笛的舉動，都讓他倍感身邊眼光的羞辱；聽到已經改名為萬華的艋舺、改建成博覽會館的台北城址都更讓他感到無力。當斗文先生終於抵達博覽會場，看著「產業台灣的躍進」看板，不禁衝口而出的怒吼，讓小說的批判力道到達高點。
1936年，〈秋信〉原定在《台灣新文學》1卷2號刊出，卻在印刷前遭警務局檢閱刪除，不知情的讀者大量致函抗議，使得編輯楊逵在次期為文道歉（見《台灣新文學》1:3〈編輯後記〉），說明〈秋信〉因遭禁而無法出版，由此可知，這篇小說無緣得見日治時期的台灣民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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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始政四十週年記念臺灣博覽會」實況明信片（來源／智慧藏學習科技公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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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篇同樣批判日本所帶入之殖民現代性，造成台灣人民被迫拋棄傳統生活、傳統空間、傳統產業之痛苦的小說，何以有如此不同的結果？也許我們可以從敘事手法和展現主題兩點來觀察。
首先在〈牛車〉中，呂赫若節制作者意識，描述了一個具體的，跟著大眾一起庸庸碌碌生活的楊添丁，他和1930年代許多鄉村的老百姓一樣，沒有什麼對生活的立場，也沒有明顯標舉的旗幟，只是孜孜矻矻地討生活。透過情節鋪排，我們可以發現，呂赫若展現的是一個跟著時代巨輪慢慢滾動的小人物，在一連串失業、窮困與厄運中，突然發現自己即將成為被拋下、壓過的碎片，但他不甘於此，於是採取了窮途末路的奮戰。
而在〈秋信〉中，作家一開始塑造的陳斗文，本身就是一個在1930年代已經幾乎不可能再看到的人物，從一個沒有確切地點的村莊，前往正在舉辦博覽會的台北。這本身就是一個幾乎藏不住光的隱喻。更不要提後來的一疑、三辱、三驚，所架構出的批判式寓言，更是一次次的撥動台灣人的集體記憶，也挑動檢閱制度的敏感神經。
農工小人物的生活奮戰，承接了賴和、楊逵一脈的農民小說類型，與當時社會主義、跨國左翼文學追求的路線類似，也因此比較容易被日本內地相關文學社團接受，甚至傳播至中國。但〈秋信〉作為一篇城殤小說，直接揭破1930年代流行的「島都」神話，點出殖民都市改造後，對於傳統城市空間的破壞，並劍指埋藏在島都繁華、欣欣向榮（但其實是各種壓榨與犧牲）的台灣農工產業下，即將進行的南進政策，如此釋放壓抑歷史、動員民族情緒的發言終成為檢閱制度的目標而被殲滅。
然站在現在的時間點，重新回顧這些小說，除了理解他們對於殖民現代性的批判與當時都市勞動問題之外，我們還可以思考的是，當現代化事物一步步改變生活節奏、生活環境，我們是否也曾經感受到時代轉動壓迫於身的疼痛？面對新興現代與舊有傳統的扞格，如都市更新、傳統建築、工廠保留等問題時，除了考慮經濟發展外，我們還能如何接合兩種文化？以何理由選擇改進、保留或拋棄？處理方法為何？或許都應該參酌更多歷史經驗、現狀事實，以文化累積、重新整合的角度思考，而有更全面與合適的地理規劃與空間整治。
本文為國立清華大學 柳書琴老師 人社院學士班台灣文學史課程 2015.10.7
台灣文學研究所 博士班 徐淑賢 整理記錄
參考書目：
施淑〈最後的牛車〉，《文學星圖：兩岸文學論及（一）》，台北：人間，2012年9月，頁131-138。
柳書琴〈勤勞成貧：台北城殤小說的台灣博覽會批判〉，《現代中文文學學報》12卷2期，2015年6月，頁72-87。
程佳惠《台灣史上第一大博覽會——1935年魅力台灣SHOW》，台北：遠流，2004年1月。
